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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,三年自然灾害,“大跃进”后遗症——天灾人祸,饿死者众,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困难的时期。那时候我读小学,是个好学生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时,我11岁,读小学五年级,就被卷入了红色的浪潮中,革命之火在胸中烧得火热,12月中随“红小兵”组成的“驱虎豹战斗队”乘火车到了北京,渴望于12月26日毛主席73岁诞辰时,看上他老人家一眼。其实,到北京时,已值“大串联”的尾声,老人家让“打回老家去,就地闹革命”,他也不可能再登上天安门城楼,鼓动学生们进京膜拜。之后,全国各大中城市都相继爆发了革命派别之间的武斗,工厂停工,政府关门,学校停课,学生们有近三年时间无学可上。那时,我住在县政府家属院,因小学时毛笔字比同龄人写得好,便经常被革命干部们拉上帮忙抄写大字报,于是,也就有了免费练习书法的机会。大字报的内容中,有批叛徒内奸的,有批“孔老二”孔子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。1969年,学校复课,我直接上了初中,教材内容多以阶级斗争、忆苦思甜题材为主。至高中一年级时(那时的初、高中皆改为两年制),赶上了“智育第一”回潮,学校里学习的氛围渐浓,我有幸得到了一本《朱子治家格言》(手抄本),记得第一句便是“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,要内外整洁;既昏便息,关锁门户,必亲自检点”,以及“施惠莫念,受恩莫忘”、“勿营华屋,勿谋良田”等,虽不能完全理解,却也深深地印在了心里。

由上可见,我们这一代人的基础文化功底是很浅的,小学读了五年,中学也只读了四年。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,也是在批判和非正常情势下获取的。所以,我经常说自己没文化,绝无过谦之意。

1976年,以粉碎“四人帮”为标志,长达十年的“文革”结束了。那年10月,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(“文革”期间共招收了五届)被推荐进入郑州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学习。虽然也还是延续了学工、学农、学军的传统课程,但在剩余的时间里,同学们读书的自觉性日渐高涨。学制虽然仅为三年,却还是学了不少的东西。特别是我们这一届的老师们,多是因“文革”而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的国家部委的老翻译们,水平很高。我们有农村插队劳动的经历,师徒相处以友,彼此授受以诚,毕业时,基本达到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较为自如的水平。在一年后全国外贸系统业务员外语测试时,我在河南考了个第一,算是老师们水平确实很高的例证。

1982年7月,我受河南省外经贸厅的委派到香港工作,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,我不但利用香港工作的身份之便多次陪同省领导(含两任省委书记)或亲自率团出访50多个国家,开阔了视野,最大的收获,是在香港这个东西方文化与传统和现代文化交汇的地方,开始认真对比多元文化的差异和趋同。1989年,当《菜根谭》在日本畅销后复而引起国内读书者的关注时,我有幸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此书,也开始从中窥见中华国学文化精粹零星的流露。“史中寻道”的意识也是在那时形成的。